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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博弈:放弃美国?
第一财经日报 冯迪凡 2010-08-25
是不是该放弃美国了?
从欧洲到非洲,各国首席气候谈判家之间开始出现一种“觉醒”的潜流。从今年基础四国的南非会议开始,到最近一次波恩会议上的美国故伎重演,抛出更详细“三可”核查(MRV)内容,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弹,将长期合作(LCA)主席文本又恢复成一本烂账后,这种潜流变得越发强烈了。
美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已经让众多谈判代表心生疑惑。“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就不能自己通过一个气候变化法案呢?这让人真是很难以理解、接受。”法国气候变化最高谈判代表布里克·拉隆德(Lalonde)表示。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我们没必要再等美国。我们需要继续,这就像在日本京都时一样,我们必须前进。” 拉隆德认为。
作为谈判策略的一部分,波恩会议的场上时间多半被浪费了:2010年上半年的务实努力,在波恩会议中退回到一年前,“受挫”是不少刚刚从波恩会议归来的谈判人士和在场非政府组织代表成员的第一感受。会议结束后,于八月中旬出炉的LCA谈判文本本身,也过多汇集了各方诉求,显得缺乏实际考量。
然而,气候谈判的场下时间内,作为主办国的墨西哥团队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为他们所设想的一套三份新协定做最后努力。
不破不立
美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办公室的门前,真应该竖上一块“不破不立”的牌子。
谈到美国的谈判思路,摩立特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傅忠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没有“核查”就一切免谈,这就是上次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体现出的谈判思路。
傅忠一语命中的恰恰是美国的谈判技巧,虽然目前困于国内立法,美国团队没有可以维持的国际承诺,却不妨碍美国在谈判中使用先发制人式的战术,而采取的烟幕弹,且招致发展中国家集体反弹的,就是“三可”核查。
在国际环保组织的气候与能源主任李雁看来,波恩会议一周,是非常挫败的一周,心态又出现了倒退。在2010年上半年各国曾一度寻找共识,现在则又回到防御,这很有可能是拖延时间的技巧。
“最主要争端是“三可”核查,也就是由于美国在会议上抛出的《国家协商与分析》(ICA),在MRV方面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美国在这个时间点猛烈地去推如此敏感的议题,以及讨论对发展中国家约束力如此强的规则,这不是建设性的办法,是注定要激起反弹。”李雁表示。
“这是一个烟幕弹,是一个施压的点,更偏向谈判技术,而非谈判产出。”李雁认为,要看到中美在MRV上并非不可以达成一致的,如果能达成也可能对中国有好处,但是美方的这种过度关注,很多时候都是烟幕弹。
实际上,美国在谈判中先发制人式的战术拖延,开始起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西非国家冈比亚首席谈判代表扎竹(Jarju)表达了他的心情:“我们不能靠着美国,因为美国都要依赖于其国内政策,如此一来,我们从美方得不到什么确凿的承诺。”
扎竹甚至认为,国际社会目前已经对于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排放国还能通过一个减排法案“不抱希望”了,因此,全球有两个选择:“要么世界上剩下的地区继续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要么这个多边系统就要崩溃”。
在哥本哈根,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作出美国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的承诺。然而这份承诺并未被遵守,美国国内立法在2010年无望通过气候变化法案,这对于联合国框架下的谈判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新上任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菲格雷斯不得不反复强调,一个美国法案并没那么重要。
“无论美国是否通过立法程序来实现其在《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承诺,还是通过规章制度来实现,这都是美国内政,而且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内政,” 菲格雷斯表示,“而目前清楚的是,在国际层面上,美国需要以有意义的形式来参与,同时要与其责任相当。”
美国国会因党派之见或而冥顽不灵,但奥巴马并非完全无牌可打。
“从一方面看,美国一直引领气候变化研究,一方面又无法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有两党共识的协议,这可能是一些存在于美国深层次中的问题,” 拉隆德表示,“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是建立在廉价能源上的。”
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二氧化碳减排方式进行分类,并认为在美国环保总署(EPA)的规章制度之下,这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仅仅采用规章制度而非立法的形式来实现长期减排目标的这种方式,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既然在联邦层面不能出成果,李雁表示,美国国内的一些组织还是在努力探求其他的工具。
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报告《美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利用现有的联邦行政权力和州行动》中分析了现有的州和地区性减排计划,以及联邦机构在9个行业的排放限制法规,并认为,美国现有的监管工具能够有效减排,若有 “强有力”的努力,美国可以在2016年就实现17%的减排目标。
墨西哥的努力
在目前一片低迷的预期之中,墨西哥的谈判却始终相信他们可以在11月底举行的坎昆会议上取得“巨大的突破”。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突破”二字。
尽管不如上一届丹麦政府高调,然而寄托于坎昆会议可以重振墨西哥国家形象,墨西哥主办方也在场上和场下时间中四处奔走。
记者从相关谈判人士处得到了墨西哥在场下曾为坎昆会议的法律成果制定了不同方式的消息。
李雁则表示,波恩谈判期间,在正式谈判和主席案文之外,下面确实有墨西哥的一个非正式协商,不知道是否形成关于法律成果的非正式文件,但是墨西哥的确在场下同单独的集团在协商。
墨西哥气候变化特别代表阿尔巴(Luis Alfonso de Alba)则认为,坎昆会议上可以形成三个新的协定:“这意味着不是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而是一套工具。”
“第一个可以覆盖附件一中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第二个则是覆盖发展中国家。”阿尔巴表示,第三个则是基于在《哥本哈根协议》中的内容,试图将美国同世界上其他排放大国的减排承诺汇集在这个协议中。
不过在波恩会议后,墨西哥团队也认识到,“我们的机会之窗正在逐渐关上”。墨西哥波恩谈判总领队图拉表示:“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挽救谈判。”
墨西哥外交官开始了拯救谈判的环球之旅:上周,阿尔巴去了瑞典,并宣布将更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意见,表示“他们的意见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的确没有被足够地重视”。
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则在本周出访印度,在新德里,她在同印度首相辛格以及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的会见中表示,“在坎昆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结果,有赖于印度持续的政治引导和支持”。
李雁表示,目前普遍认为坎昆无论如何达不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然而一些重要行动性因素,构成一个坎昆时间表,订出南非的最后协议,还是比较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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